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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4月20日9时，芦山地震发生后一个小时，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对四川芦山7.0级地震灾害紧急启动国家三级救灾应急响应。 “救灾应急响应”，不只是政府，NGO也在行动。壹基金、420联合救援队、免费午餐、新浪微公益平台等一批公益组织第一时间启动“民间救灾应急机制”：现场救援、评估灾情、了解需求、发布消息、筹款、调配物资、捐物……它们与政府协同作战，进行着一场全链条、全天候、专业化的民间灾后大救援。 抗震救灾中，作为政府部门的得力助手和行动补充，NGO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政府“向社会放权”后，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的第一次实战。 壹基金的喜与忧 “救援行动，刻不容缓！四川雅安市芦山县今晨发生7.0级地震，壹基金和伙伴们出发了！为灾区同胞祈福。”4月20日上午8:29，震后仅仅27分钟，壹基金官方微博就做出反应。 1小时后，第一阶段紧急救援行动开始，壹基金救援联盟的四川及周边救援队集结后出发前往灾区搜救、转运伤员。同时，壹基金联合救灾的伙伴也同步展开第二阶段灾后安置工作，从四川、陕西和贵州的备灾仓库起运帐篷和生活物资，并为灾区儿童提供安置场所“儿童服务站”。 迅速、有效、协作，壹基金在重大灾难面前的反应赢得了舆论的制高点，“支持！”在壹基金微博上每一条关于地震的消息后面，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 截至4月21日24:00，共有超过45万人次的爱心人士和企业，通过网络平台向壹基金联合救灾雅安专项救援捐赠善款总额超过3100万；银行账户除以上外实收善款1025.94万元；还有很多爱心壹家人的捐赠尚在途中。 对于壹基金获得如此的信任，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认为这是公众“有选择的行为”。“顺风车”活动发起人、红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则表示，“除了巨大的名人效应外，财务公开、透明，以及非常专业的财务审计公司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公信力是公益组织的生命线，而透明、公开则是生命线的底线。” 但获得公众支持的民间公益组织是否能不负众人所愿，与灾区人民“壹起努力”到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了他的担忧，“获得的捐赠越多，压力和挑战就越大。据说壹基金对善款的使用在汶川地震时不很理想。此次被赋予很大的期望，不知壹基金能否承担得起这份信任。” 对此，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研究员褚蓥表示，“这取决于壹基金的长效机制，是长期驻扎，还是短期一阵风？看其是否能长期向公众反馈救灾和重建进展。这个是公众最关心的，也是对救灾组织实力的考验。” “强强联合”420救援队 事实上，在地震当天，比壹基金行动更快的是由包括北京地球村成都乐和社区服务中心、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成都新家园社工服务中心、四川尚明研究服务中心、成都益众社区服务中心等14家成都本地公益组织组成的“420联合救援队”。 “当时，我们正在成都搞一个公益活动。地震发生后，我们几个NGO的发起人当即决定成立一个救援队，就命名为420联合救援队，并很快得到了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支持资金22万元。”14家公益组织之一的“爱有戏”负责人黄建萍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对记者表示，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队紧急救援项目是南都基金会审批的第一个项目，也是首次启动支持一线NGO灾害救援行动的预拨应急资助款。 “该款根据前线的需求，采取先使用后报账审核，最后还将进行专项审计。在本期资金使用报账审核后，南都基金会将根据联合救援队的工作需要，继续安排应急预拨款。”刘洲鸿介绍说。 “之所以行动这么迅速，一个是我们这些NGO之前就有过合作，汶川地震时成立过一个名为"5·12备灾中心"的组织。”黄建萍说。她同时表示，南都之所以这么放心地“放款”给我们，也是基于之前的合作基础与信任。 对于民间NGO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顺风车”活动发起人、红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王永表示“很满意”“比起在汶川大地震中来，这些民间NGO更成熟了，从反应到行动都非常迅速、有序。” “地震发生后不久，我们的第一批物资就到达了灾区，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只进去了一辆车，而需要救助的群众有很多。”黄建萍说。她告诉记者,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相比，这次民间组织最大的变化就是更有战略性，目标也更明确了。而且，通过这些民间组织的动力，动员面也更大了。 黄建萍表示，420联合救援行动成立行动办公室，从相应宣传、物资募集、物资管理、搬运、协调，再到志愿者招募、管理等工作，都由各成员机构专人负责，“有前期的合作经验，再加上南都基金会的支持和指导，我们从救人、物资捐赠，再到灾后重建都做好了长期准备。” 离不开与政府合作 “除了壹基金、420联合救援队这些组织外，中华儿慈会、免费午餐、新浪微公益平台等公益组织的表现都非常好。”对于此次NGO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研究员褚蓥认为不论是在募捐上，还是在救助工作上，NGO在策略上的选择都非常合理。而且，救灾工作也非常理性、专业。 对此，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浩明也表示，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时的NGO的表现对比，目前中国的NGO有三方面的变化；第一，社会组织发展战略更为明确，开始研究组织的发展目标，尤其是社会组织的愿景、宗旨；第二，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更为合理，理事会的成员更加专业和多元化；第三，社会组织的管理更加趋于规范和理性。 褚蓥还表示，当大量草根NGO拥进地震灾区，很多问题也随之暴露。“最大的问题还是"乱"。就是缺乏协调和有效的合作。很多组织对自身能力没有评估，就去了，结果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另外，就是组织之间的合作还是有点慢。这说明组织还是个体化发展，缺少合作的基础，没有合作的习惯，也没有合作的网络。” “还有就是，项目设计重合。我看到很多都是捐款捐物。关键是现在灾民不需要钱啊，灾区啥都没法买的。捐物也未必符合人家的需求，对现在灾民需要什么不知道。”褚蓥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很多组织在咨询他时，他给它们的建议是不要都去搞捐款，可以考虑捐物流。因为很多物资都没人运。 对此，黄建萍也对记者抱怨说：“现在积压了很多的物资，就是运不出去。”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则对记者表示，NGO在此次抗震救灾中的行动快于大规模的政府行动，而且行动规范、专业。“这些民间组织纷纷依靠自己的力量，冲在救灾的最前沿，成为政府力量之外的另一种蓬勃的生力军。” “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与政府部门合作？怎样合作？”刘佑平认为，如果民间组织孤身作战，组织与组织之间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的话，难免会导致救灾过程中大量资源的浪费。“因此，与政府合作是必然的，毕竟，在抗震救灾的第一阶段，政府在信息上、设备上等资源方面更有优势。”刘佑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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